对这些自由的任何限制都必须是相称的，并且是实现国际法规定的目标所必需的（即保障安全、健康和公共秩序，以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并且应以可以证明的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推定、假设或偏见为依据。 专家们表示，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和女孩必须享有平等的权利，参与文化和体育生活，并融入她们所处的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伊朗法律要求所有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头巾（Hijab），并身着覆盖全身的宽松服装。 违反者可能面临"道德警察"（Gasht-e Ershad）的罚款、拘留甚至公开责骂。 联合国人权专家敦促伊朗当局修改宪法，废除现有的性别歧视法律，废除国家当局监督和控制妇女在公共或私人生活中的着装或行为的所有规定。
不同的政治派别往往也通过定制不同颜色、款式的服饰直观地划清政治界限。 服饰是大众生活用品，当服饰成为政治符号后，往往会形成"一人穿着、众人穿着"的景象，故能引起广泛的政治认同，并在政治运动中激发民众的政治激情。 在日常服饰中，帽子、头巾等戴在头部的物品，由于更加显眼，其在政治领域中也常常作为政治象征符号被广泛使用。 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使用的三色徽，最初起源于1789年7月法国革命期间革命军所戴的帽章，后来"三色徽成为民族国家统一的象征，对它的态度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 此外，在一些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帽子、头巾等服饰的变革还象征着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
小小的头巾背后承载着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因而也呈现出这些差异带来的诸多矛盾。 从巴列维王国到伊斯兰共和国时代，对女性头巾摘戴的争论经历了从民间探讨到官方强制的历史过程。 作为政治符号的女性头巾，成为塑造政治价值体系、推进政治社会化过程的重要手段，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趋向，亦展现每一阶段教俗双方政治力量斗争的结果。 在礼萨汗时期，国家通过强制女性摘掉头巾宣示伊朗国家世俗化、西化与国际化。
女性头巾摘戴现象的背后蕴藏了伊朗政治发展的逻辑，体现了当代伊朗政治现代化遭遇的困境，并预示着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方向。 在哈塔米总统时期，伊朗曾对女性佩戴头巾的规范有所变通。 BUY RIVOTRIL 来自伊朗改革派的哈塔米奉行"伊斯兰民主制"，倡导政治宽容和个人自由，承诺给予女性更广泛的权益，因而赢得了女性选民的广泛支持。 在哈塔米时期，伊朗女性着装更为时尚，佩戴的头巾样式、颜色开始更为丰富多彩。 她们"更为自由地表达自己，通过时尚来构建新的形象和身份。 深色、不修身的罩袍变成了短的、色彩鲜艳、更为修身的衣服。
以霍梅尼为首的教法学家逐渐掌握了伊朗的政治方向，并最终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 在巴列维时期，女性摘下头巾意味着伊朗世俗主义道路、西化和排斥教权。 但在伊斯兰共和国时代，重新戴上头巾则成为反巴列维和世俗主义、反西化以及本土化、坚守伊斯兰道路的象征。 因而，女性头巾的"摘"或"戴"成为区分不同政治道路的重要标志。 霍梅尼在流亡法国时曾表示，"在伊斯兰共和国，女性将自由选择其活动、前途和着装。 "但随着教法学家掌握国家权力，伊斯兰共和国便迅速开启了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强制女性重新戴上头巾。 伊斯兰共和国的当权者认为，头巾是伊斯兰道德的象征，"是‘保护女性的盾牌’，是用以抵抗破坏女性人性、荣誉与贞操的方式，是保护伊斯兰免受文化帝国主义侵害的手段"。 1979年3月6日，霍梅尼最终下达了强制伊朗女性佩戴头巾的法令。
